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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玉祥传/传记文学书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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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出版社：岳麓书社
类 别：历史.地理
开 本：16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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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者：简又文|总主编:彭明哲//曾德明
ISBN：9787553806235
页 数：316
出版日期：2016-08-01
第1版 第1次印刷
作者简介
简又文（1896—1978），字永真，号驭繁，笔名大华烈士，斋名猛进书屋。中国当代史学家、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。广东新会人。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、广州市社会局局长、立法委员、广东省文献会主任委员、香港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。
内容提要
冯玉祥由一个不识不知的贫寒小子，艰苦奋斗，屡著勋劳，而成为功业煊赫、权势重大、拥数十万大兵之军事领袖，其中年为国民革命努力以完成北伐之殊功伟迹，与晚年团结戮力以达到抗战胜利之苦心孤诣，耿耿精忠，自无可非议。但也因其间及晚年与国民党中央时合时分，屡有不协之言论与行动，不免受人指摘。
《冯玉祥传》的作者简又文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，与冯半生结患难之交，以第一手资料，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作此传记，再现冯玉祥沉浮一生。
导 语
目 录
前 言
后 记
《冯玉祥传》是冯玉祥部属简又文根据他掌握的第一手资料，并参考其他人对冯玉祥的研究成果，写成的一部传记，详细记录了冯玉祥将军传奇式的一生，并对许多历史事实做了澄清。读者可由此而对于冯玉祥其人、其行、其时代及与其有关之国家大事，得到更为准确的认识。本书既可作为近代掌故读，而一般专治中国现代史者也可由本书而获得可用的资料。
引言
第一章 家世及童年（一岁至十四岁，一八八二—一八九五）
第二章 在行伍间的奋斗（十五岁至廿一岁，一八九六—一九○二）
第三章 新军的下级军官（廿一岁至廿七岁，一九○二—一九○八）
第四章 革命势力之生长（廿八岁至卅三岁，一九○九—一九一四）
第五章 第十六混成旅（卅三岁至卅六岁，一九一四—一九一七）
第六章 蝉联旅长八年长（卅六岁至四十岁，一九一七—一九二一）
第七章 入关出关（四十岁至四一岁，一九二一—一九二二）
第八章 陆军检阅使（四一岁至四三岁，一九二二—一九二四）
第九章 首都革命（四三岁，一九二四）
第十章 “首都革命”——成功欤？失败欤？（四三岁至四四岁，一九二四—一九二五）
第十一章 西北边防督办（四四岁至四五岁，一九二五—一九二六）
第十二章 去国与归国（四五岁至四六岁，一九二六—一九二七）
第十三章 国民革命（四六岁至四七岁，一九二七—一九二八）
第十四章 北伐成功（四六岁至四七岁，一九二七—一九二八）
第十五章 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（四七岁至四九岁，一九二八—一九三○）
第十六章 最后十八年（四九岁至六七岁，一九三○—一九四八）
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《传记文学》，分类编纂，陆续出版“传记文学”书系，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，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、喜事。
1962年2月5日，时值春节，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，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，而始终未见实行，向老师透露，自己正准备创办《传记文学》月刊。胡适虽肯定其志，却以为其事甚难，办月刊，哪里去找这么多“信而有征”的文字，因此不大赞成。不料当年6月1日，绍唐先生主编的《传记文学》竟在台北出刊了。自此，直到2000年2月10日，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，历时38年，共出版453期。每期约30万字，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。此外，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“传记文学丛书”和“传记文学丛刊”，其中包括《民国人物小传》《民国大事日志》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。
尽人皆知，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，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、经济集团的支持，只身奋斗，孤军一人，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，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。因此，绍唐先生被尊为“以一人而敌一国”，戴上了“野史馆馆长”的桂冠。
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，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，1978年4月，调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，参加《中华民国史》的编写，自此，即与绍唐先生的《传记文学》结下不解之缘。在众多历史刊物中，《传记文学》最为我所关注。但是，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，记得是在1995年9月，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。当时，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，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。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，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，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。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《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》，根据毛思诚所藏《蒋介石日记类抄》未刊稿本写成。当时，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，还不为世人所知，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，《传记文学》将发表该文。9月3日，闭幕式晚宴，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。各方学者，各界嘉宾，济济一堂。我因事略为晚到，不料竟被引到主桌，和绍唐先生同席。那次席上，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、好客、豪饮。次年，我应“中研院”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，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。其间，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，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。上得楼来，只见层层叠叠，满室皆书，却不见编辑一人。绍唐先生与我长谈，详细介绍《传记文学》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。绍唐先生特别谈到，办刊者必须具备的“眼力”“耐力”“定力”等条件，可惜，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，至今引为憾事。绍唐先生交游广阔，文友众多，因此宴集也多。每有宴集，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，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。许多朋友，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。在台期间，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，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，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，撰写《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》一文参加，绍唐先生不仅到会，而且当场确定《传记文学》将发表拙文。我离开台北前，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，告诉我，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。我因为“近史所”已赠我大量出版物，又不好意思，只挑选了《陈济棠自传稿》《傅孟真先生年谱》《朱家骅年谱》和李济的《感旧录》等有限几种，回想起来，至今仍觉遗憾。
绍唐先生自述，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，“许多史实难免歪曲”，因此，创办此刊，以便“为史家找材料，为文学开生面”。我觉得，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，比较成功地达到了。政治对学术，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，古已有之，但是，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，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。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，能够不怕“因稿贾祸”，创办刊物，发行丛书，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，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，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、盛业。刊物虽标明“文学”，但是，取文、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，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，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。
绍唐先生去世后，《传记文学》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合我先生的后裔续办，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，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，永放光彩，衷心希望“传记文学”书系的出版，能得到读者的喜欢，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。
杨天石
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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